青宫地处繁华的永汉路（现北京路），占地5630平方米，有一座影剧场、溜冰场、乒乓球室、露天舞池及象棋亭，还有一座两层红砖楼（孙中山先生曾在此视事）作图书阅览室。1958年，利用永汉路拆建的材料，建了一座三层的青年献礼馆，作展览之用。1959年举办“向秀丽先进事迹展览”，1960年举办“广州市青年生产者先进事迹展览”，1963年举办“向雷锋同志学习展览”等，影响都很大。我的工作，除了搞展览之外，平时主要是电影广告、橱窗宣传、节日布置以及青年业余歌舞团、话剧团的舞美制作，还要负责组织一个青年业余美术组。美术组每周日活动一次，聘请广州美院师生（刘盛夫、周树桥等）来辅导，学员中涌现一批日后知名的画家，如陈树彬（方唐）、林宏基、关则驹等。1966年“文革”爆发，一切业务停止，青宫成了红卫兵接待站。

　　1976年2月，青宫又回归团市委领导，调我和冯秀同志回青宫主持工作。当时的团市委书记刘道崇找我谈话，动员我回青宫。处于百废待兴的青宫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迎来了“第二个春天”。

　　1984年5月，我被团中央授予“全国优秀青少年工作者称号”。1986年，广州市青年文化宫被团中央、文化部等评为“全国先进青少年宫”。

　　1987年8月，时任团市委书记朱小丹、副书记易佐永分别找我谈话，因市少宫主任马玉兰同志要退休，要我去少宫任主任。我说舍不得青宫，而且爱人在少宫，同单位不方便，但我服从组织决定。朱小丹说，有你第二句话就行了，明天就去少宫报到。于是，我离开了先后奋斗了25年的青宫，调到市少宫又干了10年，直至1997年10月退休。

　　广州青宫、少宫同属团市委领导。不同的是，青宫是自收自支、少宫是全额预算；青宫以文为主，少宫以教为主，同样是以培养青少年健康成长为目的的活动阵地。我与少宫也很有缘分，我是1967年结婚的，爱人胡春艳是少宫职工，我是少宫的“女婿”，现又“入赘”少宫了。

　　我在少宫的10年，是改革开放时期第二个“十年”。这10年，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大。各类培训活动是少宫的重点，我曾作为团长，带领少年合唱团、艺术团访问演出过日本、加拿大、以及回归前的香港、澳门等国家和地区，都获得成功，被当地报刊誉为“友谊的使者”“文化的使者”“和平的使者”。

　　回忆往事，还历历在目。我工作40年，其中有35年是在团市委属下的青少宫工作。为什么能干这么长久？一是出于对青少年宫事业的热爱，我从心底里喜欢青少年各种活动，感到年轻有活力，这是一项永葆青春的事业；二是服从组织分配，党叫干啥就干啥，从来没有想过“跳槽”；三是干什么就学什么，在实践中学习和提高自己。这是我的三点人生体会。

　　如今，我退休20年了，也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20年。我衷心祝愿新时代青少年宫事业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更加蒸蒸日上，不断展现新气象、新作为。祝愿新时代青少年宫的明天更加美好。

（作者为广州市青年文化宫原主任、广州市少年宫原主任）

来源：《中华儿女》2018第19期